杨丽娟现在最懊悔的是，不该听媒体的话，不该从香港回到兰州。
 
    杨丽娟更新了手机的彩铃，但她的生活并没有更新。“再没有人给我打电话，我就去把手机停了。”杨丽娟一度以为是手机坏了。
 
    她从原来住的招待所搬了出来，另外租了一个房子，租房的费用并没有降下来，每月400元，“我妈妈腿不好，原来就是住平房烧煤砸到了腿，她不能住平房。”杨丽娟敏感地主动为自己的房租辩护。“你有心帮我的话，我就给你我的卡号，你给我1000元，我真的是急用。”杨丽娟说前几天有个记者给她打电话，表示愿意寄钱来，但可能要过几天才能寄，她怕那人只是口头答应，“我前几天倒是付了房租，但下个月的房租怎么办？”
 
    杨丽娟没有工作，拿的是最低社保180元，最近猪肉涨价，她又多拿了25元补贴，一共是205元，加上妈妈的社保，全家收入一共是410元。“我没找到工作。”杨丽娟这句话准确的说法是“我没找工作”，她还陷入在对“那件事情”的崩溃上。
 
    她曾经让人帮忙在网上下载了所有关于自己的报道，“但凡媒体还有一点点良心，就该帮我讨回公道。”杨丽娟依旧保持着半年前的愤怒，认为刘德华对不起自己，对不起她们一家。
 
    杨丽娟的妈妈陶菊英同样不平，她又去了两次北京讨说法：一次是去贴大字报，揭露刘德华的真面目，并让他对“不忠不孝”的造谣赔礼道歉；还有一次是去打官司，同时要告的还有几家“歪曲报道”的媒体，她们找了法律援助，虽然不用付律师费，但还是要负担律师的出差费，最终法院没有立案。
 
    好心人捐助的钱渐渐用光了，母女两人不停吵架。
 
    杨丽娟说妈妈主动住进了福利院，以便节省开支；爸爸的骨灰寄存了，因为买墓地需要3000元。冬至、圣诞、新年、春节对杨丽娟来说没有任何意义。“你说，我现在能找什么样的工作？”杨丽娟还是知道生活有压力，但她总是有无数找不到工作的理由：所有人都认识她，戴上帽子都会被认出，服务性工作肯定不能干；没学过电脑，爸爸去世了也没心情学，跟网络有关的工作肯定不能干；身体越来越差，重活累活也肯定不能干；体质弱、易生病，戴着口罩去医院做义工的活也肯定不能干。她也曾考虑过摆个水果摊，但又没本钱。
对于电话声讯台的建议，她流露出了一丝兴趣，但马上又放弃了——虽然不跟顾客见面，还是要见那么多同事，她的神经受不了那个刺激。
 
    她没想出那个理想的工作，也没有工作来找她。杨丽娟现在最懊悔的是，不该听媒体的话，不该从香港回到兰州。
 
    我至今没敢告诉她们，那个匿名还清了1.1万元高利贷的人，就是刘德华。